危機的根源到底在哪里？

　　全球失衡終于提上了20國集團(G20)峰會的議程。一段時間以來，這些全球最具權勢的領導人糾纏于銀行業(yè)監(jiān)管的細枝末節(jié)，就像是要把自己變成巴塞爾委員會(Basel committee)的一個政治分支。要有效地解決危機的根本起因，我們仍然任重而道遠，但現(xiàn)在人們至少已正式承認，問題不僅僅出在金融監(jiān)管和監(jiān)督上面，而是在全球宏觀經濟政策方面存在著更深層的原因。

　　我們?yōu)槭裁葱枰�這樣一個議程？原因在于，嚴重而持續(xù)的失衡致使資本流動規(guī)模越來越大，有可能破壞全球經濟的穩(wěn)定。由于經常賬戶盈余，意味著國民儲蓄大于投資，這部分過剩必然要么直接投資于海外，要么以外匯儲備的形式積累在國內，隨后再繞道進入全球資本市場。如果沒有過度失衡，對于我們如今稱之為不良資產的產品，需求就不會如此巨大。

　　并非所有人都贊同這一觀點。經常賬戶持續(xù)盈余的國家對此持懷疑態(tài)度，也在意料之中。德國總理安格拉·默克爾(Angela Merkel)警告，全球失衡是一個“替代”問題，使關注焦點偏離了真正的議題——我猜她指的是對獎金發(fā)放的監(jiān)管。她的聯(lián)合政府如何能夠做到將這場復雜金融危機完全歸咎于盎格魯-撒克遜人的貪婪，這一點總是令我驚嘆不已。一旦堅持這樣一個省事的說法，你就不會想去解答有關失衡的棘手問題。

　　要解決全球失衡問題，至少需要回答四個問題。首先，全球失衡能自我調節(jié)到何種程度？輿論認為，通過改變美國家庭的消費行為，這個問題或許能自行解決。我承認，不應低估美國私人部門去杠桿化的效用。但我也沒有那么樂觀，認為僅此一舉就能解決問題。那些擁有巨額經常賬戶盈余或赤字的國家，都存在一些必須通過政策解決的問題。如果我們單純依賴于美國的調整——可能同時伴隨著美元貶值——世界各國都有可能受到沉重的打擊。美國單方面調整，可能導致歐元匯率災難性過度上漲，尤其是如果全球有一半的國家追隨美國的做法。因此，答案是否定的。問題不會自行徹底解決。從這個意義上講，我們必須制定一個政策議程。

　　第二個問題是應如何對待歐元區(qū)。作為一個整體，歐元區(qū)一直只有少量赤字。但在歐元區(qū)內部卻存在嚴重的全國性失衡現(xiàn)象。我過去認為，全國性經常賬戶赤字并不要緊，但本輪危機已經證明，政界領袖們不是將歐元區(qū)視為一個真正的經濟聯(lián)盟，而不過是一個由主權國家組成的共同貨幣區(qū)。當受到經常賬戶盈余過高的指責時，德國搬出了歐元區(qū)為自己開釋，而危機爆發(fā)后，卻回應以不協(xié)作的國家政策。相比之下，法國從未停止過捍衛(wèi)歐元區(qū)政治一體化的理念，然而，他們堅決要求保留法國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(IMF)的席位，導致歐元區(qū)在該組織共享一個對外代表權的想法流產。這不是一個誠實的立場。只要歐洲各國依然亂作一團，那么最好還是將失衡看作一個國家問題，而非貨幣區(qū)的問題。

　　第三個問題是，應該采取什么樣的政策行動。答案是，必需根據各國的具體情況來制定具體政策。人民幣不升值，中國可能就無法減少其過高的經常賬戶盈余。對于德國而言，最好的總體宏觀政策工具當屬大幅減稅，以刺激國內需求。英國若想恢復平衡，必須大幅削減公共開支；西班牙也必須增稅，甚至是在之前宣布調升增值稅的基礎上再度提高。從長遠來看，沒有勞動力市場的改革，西班牙就無法實現(xiàn)全面復蘇。

　　第四個問題是，應如何監(jiān)督這一過程的執(zhí)行。我對為經常賬戶失衡設定嚴格數(shù)量上限的提議持懷疑態(tài)度，尤其是因為這些失衡往往是私人部門造成的。讓政府就公共部門做出承諾就夠難的了，讓整體經濟這樣做，只能說是個空想。

　　我甚至聽過這樣的建議：一旦超過上限，就采取處罰措施。歐盟《穩(wěn)定與增長條約》對于財政赤字都做不到這一點，應該引以為戒。無論用意多么好，僵化的規(guī)定都不會解決問題。此外，20國集團沒有法律權限，將政策強加于那些持反對意見的國家，尤其是對那些非成員國。細致審查、公眾監(jiān)督以及來自其他集團的壓力，是我們所能企盼的最好結果。不過，由于20國集團成員國對全球失衡負有最大責任，目前，他們是從最高政治層面解決該問題的合適政府間組織。他們已經在匹茲堡邁出了第一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