全球經濟十大趨勢預測

　　[當前，各國政府出于控制經濟風險繼續(xù)上升而著手降低杠桿。許多國家必然要經歷財政緊縮的過程，將公共債務降低到可持續(xù)水平]
　　
　　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已經過去6年多時間，全球經濟正在步入曲折性與脆弱性并舉的復蘇軌道。從未來5~10年甚至更長時期的趨勢來看，全球經濟的不確定性和復雜性日益上升，將出現諸多新的結構性變化和革命性變化。筆者試作一預測。
　　
　　趨勢一：全球經濟仍難完全走出危機陰影，已由全球金融危機前的快速發(fā)展期進入深度結構調整期。
　　
　　全球經濟復蘇步伐低于預期，產出缺口依然保持高位，一些國家仍在消化包括高負債、高失業(yè)率在內的金融危機的后續(xù)影響。同時，由于勞動力人口老齡化、勞動生產率增長緩慢導致全球經濟潛在增速下降，投資率下降及實際利率下降，大多數經濟體仍需將“保增長”作為首要任務。
　　
　　全球貿易增長則更為緩慢。根據世界貿易組織(WTO)發(fā)布的全球貿易增長最新預測，2014年和2015年全球貿易額增長預期分別下調為3.1%和4%，遠遠低于2008年金融危機前10年平均貿易年增長率6.7%的水平。近期，IMF將2015~2016年的全球增長率預期分別下調為3.5%和3.7%，這預示著未來全球經濟復蘇與增長之路變得十分漫長和艱難，全球將面臨一個增長中樞下移的過程，并進入低于趨勢增長率的經濟“新常態(tài)”。
　　
　　趨勢二：目前全球實際利率仍處于較低水平，但未來全球廉價資本融資時代可能趨于結束。
　　
　　目前全球利率仍處于低位，美國等發(fā)達經濟體經濟依然疲軟，高負債居民信貸需求低迷，央行[微博]普遍執(zhí)行刺激性貨幣政策。IMF在最新的《世界經濟展望》報告中考察了主要工業(yè)國實際利率水平趨勢，得到類似結論。通過對19個發(fā)達經濟體自1985年以來10年期國債收益率以GDP規(guī)模加權平均可以看到，在過去30年里，世界實際利率水平由1986年的峰值5%下降到金融危機前的2%，2012年進一步下降到接近0的水平。
　　
　　然而，廉價資本的時代可能即將結束。事實上，一直以來，新興經濟體的“儲蓄過剩”不僅為美國提供了大量的融資資源，也大大壓低了美國的長期利率水平。但現在這種格局正在發(fā)生改變：以往經濟全球化中的過度消費、過度借貸、過度福利、過度出口的失衡關系正在被打破：一方面，受消費需求收縮，信貸規(guī)模萎縮、債務重組以及“再工業(yè)化”的推動，發(fā)達經濟體貿易赤字有望減少，與此同時，外部需求疲軟，貿易匯率風險、貿易保護主義抬頭也降低了新興經濟體的貿易盈余水平，全球貿易收支開始趨于平衡；另一方面，投資回報率、儲蓄-投資組合、風險偏好水平等因素的趨勢性改變，也將影響全球資金流向，特別是隨著美聯儲進入加息進程，這種局面將推動全球長期實際利率上升。
　　
　　趨勢三：主要國家主權債務壓力較大，“去杠桿化、去債務化、去福利化”進程還要持續(xù)數年。
　　
　　全球債務水平處于持續(xù)上升之中。國際清算銀行數據顯示，2007年中、金融危機前全球債務總規(guī)模僅為70萬億美元；但截至2013年底，這一規(guī)模已攀升至100萬億美元，漲幅逾42%，全球債務負擔占國民收入比例升至212%，其中政府及其相關平臺已成最大債券發(fā)行者。
　　
　　同時，截至2013年6月，公共債務有價債券所占份額增至43萬億美元，相較2007年同期增長80%。除發(fā)達經濟體之外，新興市場在金融危機后通過各種刺激政策推動經濟，信貸的大幅投放帶動了投資增速，相伴隨的是私人部門債務大幅增加。以中國為例，中國廣義信貸增速在2009年一度達到35%，而廣義信貸與GDP比值由2008年不到130%上升至2010年末的170%，目前已接近200%。
　　
　　當前，各國政府出于控制經濟風險繼續(xù)上升而著手降低杠桿。許多國家必然要經歷財政緊縮的過程，將公共債務降低到可持續(xù)水平，公司和家庭部門必須提高儲蓄、降低負債，修補資產負債表，這個過程仍將持續(xù)數年，這些均將對經濟增長動力形成負面影響，抑制總需求的增加。
　　
　　趨勢四：美國從寬松周期轉向緊縮周期，恐引發(fā)全球金融格局大分化和主權貨幣洗牌。
　　
　　美元主導全球經濟金融周期，美元周期的轉變是認識全球經濟金融體系的前提。美聯儲退出QE，這是美聯儲從過去10年的量化寬松周期開始轉向緊縮周期的開始。在這個過程中，美元、美債再次成為全球資本的“避風港”和“安全資產”，特別是如果參考美國貨幣政策周期與美元周期的關系，美元強勢周期可能會持續(xù)4~5年，美元在相當長時期內還是全球追逐的安全資產，這將增強全球特別是新興市場的溢出風險。
　　
　　當前新興經濟體企業(yè)外債高達2.6萬億美元，其中3/4以美元計價。2014年年中，跨國銀行向新興經濟體發(fā)放的跨境貸款高達3.1萬億美元，其中主要是美元貸款。目前，美聯儲結束量寬和美元升值已使新興經濟體企業(yè)償還美元債務的成本開始走高，資金鏈斷裂甚至破產風險上升，并可能傳導至本國經濟金融體系。此外，美元升值也將導致其他非美系貨幣、新興經濟體貨幣出現一輪貶值潮，未來幾年全球主權貨幣將面臨新一輪洗牌過程。
　　
　　趨勢五：大宗商品繁榮周期結束，全球價格總水平趨于下降，面臨通縮壓力。
　　
　　根據IMF的評估數據，在1990~2013年間，全球通脹率平均為11%，其中低通脹率的發(fā)達經濟體在1990~2013年間的年均通脹率為2.3%。而根據2014年11月最新數據，美國CPI和PPI分別同比增長1.3%和1.0%，兩項指標均已連續(xù)6個月下降；歐元區(qū)更不樂觀，分別為0.3%和-1.3%，PPI已連續(xù)17個月負增長；中國CPI和PPI分別為1.44%和-2.77%，PPI已連續(xù)33個月負增長，出現工業(yè)通縮的風險概率大大上升。目前來看，全球多家國際機構已發(fā)布警告，IMF更是在最新版的《全球經濟展望》中將此視為全球經濟復蘇的最大威脅。在全球總體流動性較充裕、多國繼續(xù)實施量化寬松政策的大背景下，全球通縮風險卻持續(xù)增強，這背后既包括世界經濟增長遲緩、總需求不足等原因，更凸顯出一些深層次的結構性因素。
　　
　　1.大宗商品繁榮周期趨于結束引發(fā)價格危機。
　　
　　2.全球需求結構變化導致供需出現缺口。
　　
　　3.強勢美元回歸引發(fā)全球“輸入型通縮”壓力。國際清算銀行(BIS)數據顯示，美國以外地區(qū)以美元計價的非金融企業(yè)債務超過了9萬億美元。與通脹相比，通縮同樣會給全球帶來非常大的風險。
　　
　　4.全球主要經濟體處于勞動人口周期變化的拐點。
　　
　　綜合以上分析，筆者認為，2015~2018年全球層面通脹率仍將維持在低位，全球平均通脹率約為3.0%~3.5%，發(fā)達經濟體因需求不足而導致其主要通脹率仍低于2%的長期目標，其未來五年的通脹預期也只是逐漸接近2%。
　　
　　趨勢六：國際貿易“規(guī)則之爭”已超越“市場之爭”，成為新一輪全球化博弈角力點。
　　
　　全球貿易投資結構正處于調整時期。新一代國際貿易規(guī)則演進趨勢將是以區(qū)域貿易規(guī)則創(chuàng)建為基礎，輔以規(guī)范某一領域的諸邊貿易規(guī)則的發(fā)展，通過貨物貿易、投資、服務貿易規(guī)則的融合，逐漸形成新的多邊貿易規(guī)則，全球貿易保護主義會更加激烈和隱蔽，從自由貿易轉向規(guī)則貿易。
　　
　　一是區(qū)域自貿協(xié)定競爭趨于激烈。美國等發(fā)達國家通過主導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(xié)議(TPP)、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伙伴關系協(xié)議(TTIP)、諸(多)邊服務業(yè)協(xié)議(TISA)等貿易投資協(xié)定談判，力圖推行代表發(fā)達國家利益的高標準的貿易投資規(guī)則。未來“規(guī)則之爭”已經超越了“市場之爭”，成為新一輪全球化博弈的角力點。
　　
　　二是貿易與投資日趨融合發(fā)展。新規(guī)則體系強調貨物貿易、投資和服務規(guī)則的整合。在投資領域，強化對投資者利益的保護；在服務貿易領域，采用負面清單方式，建立全面的、高標準的服務貿易自由化。
　　
　　三是服務貿易成為國際貿易主流。全球服務的可貿易化已開始改變整個貿易的深層結構。當前，國際服務貿易日趨知識化、技術化和資本化，世界服務貿易的部門結構已從以自然資源或勞動密集型的傳統(tǒng)服務行業(yè)(如旅游、銷售服務等)為主逐步轉向以資本密集型的服務行業(yè)(如運輸、電訊、金融等)和知識技術密集型的服務行業(yè)(如專業(yè)服務、計算機軟件、數據處理等)為主。如美國希望未來建立面向21世紀的全面的、高標準的服務貿易自由化，推動金融服務自由化及電信自由化，包括電子商務，促進軟件、影音光盤等數字產品的貿易自由化。
　　
　　趨勢七：全球跨境投資總體趨緩，中國“走出去”步伐加快將成全球主要資本輸出國。
　　
　　根據IMF2013年的統(tǒng)計預測，2013~2018全球經濟年復合增長率將達到4.18%，比2007~2012年增加1.88個百分點。在此背景下，全球FDI流量有望在2014年和2015年進一步上升至1.6萬億美元和1.8萬億美元。
　　
　　鑒于主要經濟體增長的不均衡性、脆弱性、不確定性，以及美國及其他一些大國貨幣政策分化，也可能帶來新的風險，影響全球FDI的流向。2013年年底公布的跨境并購及綠地投資項目均表明，總體而言，全球FDI短期內不會出現強勁增長。但中國是一個特例，未來幾年中國面臨從“商品輸出”到“資本輸出”的新階段，通過深化“一帶一路”戰(zhàn)略帶動資源配置的全球化拓展。同時，加快與“一帶一路”沿線國家簽訂雙邊或區(qū)域投資協(xié)定，拓展中國海外經濟利益。目前“一帶一路”國家占中國對外投資的比重只有13%，據測算，中國在“一帶一路”國家未來十年總投資規(guī)模有望達到1.6萬億美元，未來25年內有望達到3.5萬億美元，占對外投資比重達70%。
　　
　　趨勢八：再工業(yè)化與新技術革命步入孕育期，將導致全球產業(yè)格局重組和重構。
　　
　　未來十年以美歐為代表的發(fā)達國家正在啟動“再工業(yè)化”周期，“再工業(yè)化”的本質是產業(yè)升級和“歸核化”(即向設計、研發(fā)、標準等價值鏈高端抬升)。
　　
　　一方面，寬帶、智能網絡將繼續(xù)快速發(fā)展，超級計算、虛擬現實、網絡制造、網絡增值服務等產業(yè)快速興起。另一方面，集成電路將逐步進入“后摩爾時代”，計算機將逐步進入“后PC時代”；“Wintel”(Windows+Intel)平臺正在瓦解，多開放平臺將會形成，云計算、大數據、物聯網的興起也是信息技術應用模式的一場變革。
　　
　　受此影響，“工業(yè)4.0”和產業(yè)物聯網將對全球產業(yè)格局產生重大顛覆性重構。此外，當前全球制造業(yè)出現“制造業(yè)服務化”新趨向。在全球500強企業(yè)所涉及的51個行業(yè)中，有28個屬于服務業(yè)；500強企業(yè)有56%在從事服務業(yè)，而且在西方發(fā)達國家普遍存在兩個“70%”的現象，服務業(yè)增加值占GDP比重的70%，制造服務業(yè)占整個服務業(yè)比重的70%(見表1)。國際制造業(yè)跨國巨頭都在推進制造服務化轉型，這意味著制造業(yè)服務化時代正在到來。
　　
　　然而，不能回避的是，基于產業(yè)物聯網和基于大數據的工業(yè)4.0將對全球就業(yè)市場產生巨大影響。智能制造的興起、機器效率的提高會使得人的簡單勞動面臨“失業(yè)”的危險。不單只是簡單的體力勞動的失業(yè)，甚至還有可能是技能性崗位的失業(yè)。
　　
　　趨勢九：全球資源能源面臨新供給沖擊，初級礦產資源/基礎大宗商品需求將趨下降。
　　
　　全球資源能源領域的長期傳統(tǒng)格局正在發(fā)生重大改變，并出現三大新趨勢：需求增長的趨勢性放緩、新供給的結構性變化，以及消費增長重心轉移。
　　
　　1.結構因素持續(xù)影響全球資源能源需求變化。發(fā)達國家消費萎縮、人口老齡化趨勢不會改變，對資源能源的需求量和人均消耗量將趨勢性下降。2014年1月中旬，BP公司發(fā)布了《2035世界能源展望》�！墩雇�》預計，從2012~2035年，全球能源消費將增長41%，年均增長1.5%。增速將從2005~2015年的2.2%降至2015~2025年的1.7%，再之后十年降至僅有1.1%。
　　
　　2.全球資源能源格局面臨“新供給沖擊”。能源效率的提高、頁巖氣革命、新能源等替代能源的開發(fā)以及環(huán)境標準的提升，將大大改變全球資源能源的供給結構。全球產業(yè)結構趨向低碳化，以新能源、環(huán)保、高附加值制造業(yè)、生產服務性制造業(yè)，以及能夠提高能源效率的高技術產業(yè)為代表的低碳經濟，將成為新一輪產業(yè)結構調整的主要推動力，初級礦產資源、基礎大宗商品以及化石能源需求會趨于減少。
　　
　　3.資源能源消費重心“由西向東”轉移。隨著全球經濟增長重心“由西向東”轉移，全球資源能源消費重心也隨之轉移。以能源需求為例，根據BP《EnergyOutlook2030》預測，未來20年發(fā)展中國家將以更加迅猛的勢頭加速發(fā)展，2030年發(fā)展中國家人口、GDP總量和一次能源消費總量占全球的份額將分別達到87%、60%和70%，屆時全球人口增長總量的95%、GDP增量的70%、能源消費總量的93%將來自于發(fā)展中國家，特別是以中國、印度、巴西等新興發(fā)展大國對全球經濟和能源消費增長將起到顯著推動作用。
　　
　　趨勢十：未來全球財富繼續(xù)增長，但需高度警惕全球財富分配失衡加劇風險。
　　
　　根據瑞信發(fā)布的《全球財富報告2013》，當前，美國、中國和德國是全球財富的三大增長來源。全球財富未來五年預計將上升39%，到2018年達334萬億美元，年增長率為6.7%。預測期內全球財富將增長93萬億美元，其中新興市場占29%，中國占近50%。報告也預測，2000年以來，中國國民財富每年都增長13.3%，并有可能在未來五年依然以10.1%的幅度快速增長。未來五年，中國人均財富將從現在的1.21萬美元提升至3.44萬美元，幾乎是原來的三倍，這意味著到2018年，將有超過211萬中國人擁有百萬美元財產，達到美國上世紀90年代水平。
　　
　　然而，未來十年全球仍需高度警惕由于社會分配不公、資源配置和財富分配失衡，以及新技術，貨幣超發(fā)、貶值所致的貧富差距惡化風險。